全国碳市场启动排放权交易一年来，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约1.94亿吨，累计成交额84.92亿元。总体来看，全国碳市场基本框架初步建立。

对于这样的一份成绩单，中国石化原董事长、党组书记傅成玉在近日举行的第四届未来能源大会上表示，目前成交量较小，企业主动性还不足。

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则表示，要建立基于碳排放总量控制的碳市场，以提高其效能和水平。

新政抑制“攀高峰”

王金南透露，今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多次在会议上提出加快建立碳排放双控制度，即碳排放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并且政策需求“越来越紧迫”。

碳排放强度是指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2005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48.4%，超过了向国际社会承诺的40%~45%。

但是，我国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需要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相比于欧盟碳达峰至中和约70年的时间跨度，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时间紧、任务重。

“实施总量控制是克服碳排放‘攀高峰’的有效机制。”王金南表示，相比于强度控制，碳总量控制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和调控作用，尤其是可以设定明确的“天花板”，有效避免部分地区和行业出现“攀高峰”现象。

他认为，碳达峰碳中和“不可能齐步走”，首先必须对电力、交通、建筑等重点行业提出总量控制目标。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杜祥琬表示，从地区上说，可再生能源丰富的地区尽早达峰;从行业上看，钢铁、水泥等产业应该率先达峰。

“实现双碳目标是一个长达几十年的科学转型过程，政策性极强，既要防止‘一刀切’、简单化，又要防止转型不力，带来落后和无效投资。”杜祥琬说，通过加快推动技术进步和发展转型，我国可以实现高质量的碳达峰和如期的碳中和。

技术创新破解悖论

国际能源署首席能源经济学家Tim Gould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在巴黎协定缔结之后的5年里，全球清洁能源投资每年仅增长2%左右，但2020年以来这一比例上升到每年12%。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领域发挥了主导作用。

数据显示，在2021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构成中，中国车市约占一半。在出口销量方面，2021年中国市场对外出口近50万台电动车，领先于全球其他国家。

“2021年一年我国电动汽车的销售量几乎达到了前10年的总和。”傅成玉认为，未来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我国坚持了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促使电动汽车行业实现高速发展。

对于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之间存在矛盾的看法，傅成玉认为，“这是典型的二元论思维”，破解这一悖论，还是要将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作为切入点。

对于减排最为困难的制造业和传统能源行业，傅成玉提出两条建议：提高能效，采用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

他指出，我国一些行业还在采用二三十年前的技术标准，因此节能潜力很大，并且简单可行，“我们实践过，通过投入让企业的能耗在3年里降低接近20%”;此外，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也开始成熟。

“这个领域的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无论投入多大都值得，都会比我们关煤矿、关电厂成本低。”傅成玉说。

碳核算终结“猫捉老鼠”

对于如何引导企业把功夫下在技术进步上，傅成玉呼吁加强碳排放的统计计算这一基础性工作，利用碳排放交易市场做文章。

“我们的碳排放主要来自于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但是它们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排了多少碳、是怎么排出来的，这为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带来了盲区。”傅成玉说。

他指出，配额制不利于调动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积极性。有些地方和企业会玩“猫捉老鼠”：1到10月放开生产，到年底眼看不能完成指标了才开始关设备，甚至停工明年再开。

王金南建议设立明确统一的排放量核算、考核要求，为碳市场提供清晰稳定的市场信号。

实际上，国务院在《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已经提出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碳统计核算方法。但傅成玉指出，各行各业、各个企业甚至每条生产线的排放都不相同，应由企业率先开展工作，开发相应的算法和统计方法。

“实现‘双碳’目标，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我们为什么要做?因为这样才能推动科技创新、技术升级、产业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国未来经济竞争力。我建议企业先立足这个高度开展‘双碳’工作。”傅成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