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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协定》提出，本世纪内要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至2摄氏度范围内，要想实现这一目标，现有的能源结构将面临重大调整。许多观点认为，由于煤炭的碳排放强度较高，未来应从能源消费中逐步退出。而全球煤炭消费中超过50%是用于发电，因此煤炭退出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停建燃煤电厂，并逐步退出燃煤发电。但现实中煤电依然在增长，特别是在目前经济增长比较快的东南亚国家。
中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仍然以煤炭为主，电源结构中煤电也占据了主导地位。目前关于中国煤电退出的讨论，认为2050年煤电需要下降到0或接近于0的水平，由于火电服役年限一般为30年以上，因此应该从现在停止煤电建设。2018年煤电占中国电源结构的比重应该超过60%，如果电力需求增速比较高（如2018年8.5%的电力增速），没有煤电增长将无法保障电力的供应。因此，煤电退出首先是个电力需求增长速度的问题，只有比较低的电力需求增长，可再生能源才有可能在满足电力需求增长的同时，替代煤电。
其次，虽然近年来光伏和风电等可再生电力的成本已经显著下降，但是由于其间歇性与波动性的特点，难以保障稳定的电力供应，中国现有的电力系统依靠火电的调峰来实现可再生能源消纳，且部分火电机组进入深度调峰的状态，也就是说煤电其实还承担了可再生能源的外部成本。即使可再生能源得以大幅增长，在储能技术的成本降到合适的区间以前，如果煤电大幅度退出，如何保障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再次，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煤电仍然是整体成本最为低廉的电力。如果政府希望降低工商业电价，为实体经济减负，那么煤电退出难度很大。事实上，最近几年一般工商业电价的下调，主要也是通过压低火电上网电价来实现的。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支持可再生能源降低整体成本（发电和用电），才有可能大规模退出煤电。
因此，煤电退出除了政治决心，还需要有增加煤电成本，或者降低可再生能源成本的机制。除了电价机制改革，还需要推进碳排放。化石能源（煤炭）的使用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因此需要通过碳交易增加化石能源使用成本，从而增加可再生能源的相对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可再生能源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改变，从发电的度电成本转为输配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需要快速加大对可再生能源输配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快速提升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为大规模替代煤炭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