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冲击和考验首先体现在自主石油工业的发展上。我国原油开采成本控制最为卓越的是中海油，其平均成本约为30多美元/桶，而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等老油田开采成本普遍高于50美元/桶。相对来说，中东国家比如沙特，其原油开采成本只有10多美元/桶。因此，同样是油价大跌，对低成本国家油企而言仅仅意味着利润缩水，但对于我国油企就是生死考验。

　　通常来说，国际油价跌至45美元/桶以下，国内原油开采从整体上看就已经没有了经济价值。油企没有利润，就不能持续支出资本以推进技术升级。2016年国际油价崩跌，庞大如中石油这样的企业，当年也仅实现盈利79亿元，同比下降近八成，这其中还包括了国家的巨额补贴。

　　前鉴不远，此次油价大跌，为了保持国内油气勘探开采技术进步、效率提升既定方针的延续性，需要通盘做出谋划和部署。从多年的应对实践来看，成品油“下有托底、上有封顶”的方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能显著缓冲国内石油石化工业的动荡，确保其更加平稳健康地发展，对于倒逼国内节能减排、培养全民资源节约意识也有积极意义。因此，在当前形势下，除了这一行之有效的方针应继续坚持外，还可以探讨向其他大宗石化产品如聚烯烃等延伸。

　　冲击和考验还体现在国内煤化工行业的发展上。油价暴跌，最受伤的可能还是煤化工。不同于石油石化工业有国家“托底”保障，国内煤化工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产业。当前国内煤炭供给受限，价格一直维持高位，如果油价暴跌且在底部持续时间较长，煤化工则将面临系统性风险。

　　对于煤化工这个深植中国国情的能源替代革命的产物，应该更多地从战略性而不是单纯从经济性来谋划其发展。中国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建立起一定规模的煤化工产能，能实现国家能源和原材料供给的多元化。发展煤化工应该成为一项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不应受短期国际油价和经济形势变化的干扰而转移。

　　为此，一方面建议国家有必要针对煤化工调整税收机制，由“一刀切”转为动态调节，即与油价涨跌挂钩，以对冲行业系统性生产经营风险。另一方面，可将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煤炭消费端转移，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低效质的耗煤产业，平抑煤价，探讨应急状态下的原料煤价格双轨制，以更低的原料煤价格鼓励和支持现代煤化工等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产业稳健发展。